1951年春，北京市公安局在镇反运动中抓获了一名国民党保密局特务，此人叫刘其昌，在保密局里算不上什么大人物，也就是个跑腿的角色。
按说这种小特务落网，本不会引起太多注意。
可刘其昌在审讯室里说了一句话，让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。
他说杨靖宇将军当年不是自杀的，害死他的人现在就在北京当官，是解放军里的一名干部。
1940年2月23日，杨靖宇在吉林蒙江县三道崴子被围，孤身一人与日伪讨伐队交战，胸部中弹后倒下，时年三十五岁。
他牺牲后，日军割下他的头颅，剖开他的腹部，发现胃里没有一粒粮食，只有棉絮、树皮和草根。
但关于他究竟是怎么死的，此后很长时间里存在另一种说法：杨靖宇在弹尽粮绝之际，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。
该说法的源头并不复杂，当时保安村一个叫蔺长贵的砍柴农民向外界转述了他看到的情形，而这个转述经过层层传递，逐渐被当成了事实。
抗联队伍里几名后来叛变的人员，也在不同场合附和过“自刎”的说法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不少研究者依据这些来源，把“自杀”当作了杨靖宇牺牲的原因。
而真正改变这个局面的是日伪档案的披露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参加过那次讨伐行动的日本警尉副益子理雄所写的《阵中日志》面世，日志中附有杨靖宇牺牲时的现场照片，明确记录他是被机枪射杀的，而不是自刎。
伪《满洲国治安小史》也记载了当时的场景：岸谷隆一郎下令“打死他”，机枪射手随即扣动了扳机。但日军在档案里始终没有写明这个机枪射手是谁，只用了“射杀”“命中”这样的模糊表述一笔带过。
机枪射手的身份，是后来通过叛徒张秀峰的交代才确认的。
张秀峰原是杨靖宇的警卫排排长，从小被杨靖宇抚养长大，1940年2月1日携带抗联经费叛变投敌，直接导致了杨靖宇行踪的暴露。
1983年，靖宇县史志办找到张秀峰核实情况，张秀峰很明确地表示：杨靖宇是张奚若打死的。
张奚若是程斌手下有名的机枪射手，原籍辽宁本溪，1935年参加抗联，1938年随程斌叛变，在伪通化省举办的集中培训中获得过特等射手称号。
1940年1月，张奚若在战斗中被杨靖宇一枪打伤，送到沈阳治疗，伤愈后回到蒙江县城养伤。
接到杨靖宇出现在三道崴子的报告后，因日伪部队都在山里讨伐，一时无兵可派，就把县城里养伤的伪军集合起来编成快速挺进队，张奚若被编入第一批，挨在岸谷隆一郎身边。
当喊降不奏效时，岸谷下达了“干掉他”的命令，张奚若扣动了扳机。
张奚若开了枪，但把杨靖宇逼到绝路的，另有其人。
程斌，原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，是杨靖宇一手提拔起来的人。
1938 年，程斌在日军重兵围剿之下选择叛变，带领手下队伍投靠伪满当局，这支队伍后来被叫做程斌大队。
程斌熟悉抗联的全部活动模式，清楚深山密营的位置，掌握杨靖宇的行动习惯。
他投敌之后，带队捣毁抗联多处储存粮食、药品的密营，切断杨靖宇部队的补给来源，把抗联的活动区域一点点压缩。
没有密营作为依托，杨靖宇部队很难在漫长寒冬里坚持作战，部队规模不断缩小，最终只能孤身辗转在濛江的山林之中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张奚若扣动扳机是杨靖宇牺牲的直接原因，而程斌的叛变和密营的毁灭，则是根本原因。
抗战胜利后，程斌迅速投靠了国民党军队。1949年北平解放后，他又化名混入了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，担任副科长，后来转到东城区军事管理委员会物资储备科任科长。
刘其昌的供述之所以有分量，是因为他认识程斌。两人在国民党系统中有过交集，刘其昌知道程斌的真实底细，也知道程斌1949年后去了哪里。
镇反运动开始后，大批旧政权人员被审查，刘其昌被捕后清楚自己的处境，交代程斌是他手里最值钱的一张牌。公安机关根据刘其昌提供的线索，很快核实了程斌的身份。
1951年4月28日，北京市公安局在程斌的住所内将其逮捕。经热河省公安厅提议和北京市公安局核准，程斌被押解回热河省审理。
热河省是程斌叛变后长期活动的地方，他在承德、遵化、法库等地多次参与捕杀抗日军民，当地群众对他的罪行有直接的记忆和强烈的民愤。
1951年5月12日实盘配资炒股最新，热河省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程斌死刑，并于当日在承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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