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9年10月14日，秋雨初停的中南海显得格外清冷配资网络炒股配资，晚风掠过勤政殿的屋脊，把檐角铜铃吹得丁丁作响。毛主席披着灰色呢大衣，正准备去参加周末例行的舞会。他随口问了一句：“还是春藕斋吗？”警卫参谋回答：“主席，春藕斋在修，今晚移到勤政殿。”主席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追问。
勤政殿木地板光滑有弹性，舞曲一起，现场气氛很快就热烈起来。主席跳得兴致勃勃，连换了几支《蓝色多瑙河》。然而，一旁的叶子龙却始终惴惴不安——春藕斋并非在简单修补，而是大拆大建，且事先并未向主席报告。
时间往前拨回到1958年3月。中办警卫局副处长毛崇恒向叶子龙、汪东兴汇报安全工作时，顺带提了句：“春藕斋老旧，再不整修怕出事故。”叶子龙觉得在理，当场表示同意，并决定先找杨尚昆主任沟通。两天后，杨尚昆拍板：“可以扩建，尽快施工。”一句话，工程自此启动。
设计方案越谈越“丰满”：大厅加长，南侧新设主席休息室，北侧增警卫值班室，西侧配演员化妆间、小舞台，还要把室外四根木柱换成大理石，灯光装上能够变幻七彩的旋钮。有人提醒成本偏高，叶子龙摆摆手：“毕竟是公共场所，安全第一。”在当时看来，确实是出于好心。
工程进度不紧不慢。1959年9月竣工之际，国家已进入困难时期。夏秋连旱，主席南下山东、河南时亲眼见到田里苗枯禾黄，他频频摇头：“天灾夹着人祸啊。”回京以后，他提出“三不”——不吃肉、不吃蛋、粮食不超定量，还让工作人员跟着一起执行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一座焕然一新的豪华舞场悄悄竖立在中南海湖畔。
一个周末傍晚，舞曲再次在春藕斋响起。叶子龙通知主席：“少奇同志、朱总司令已经过去了。”主席边走边问：“修得怎么样？”刚拐过回廊，他被露天舞场的石栏和彩灯晃了一下神。“这重新盖了两座啊！”他把目光落在白色大理石台阶上，神色突然冷下来，“谁批准的？为什么事先不报告？”语气很重，空气都凝住了。
“是我擅作主张。”叶子龙硬着头皮回答。主席没有再看他，转身往回走：“跳吧，你们跳。我去勤政殿。”随即留下话：“写检查。”那夜，春藕斋的灯光璀璨，却少了最重要的身影。
从此整整一年，主席始终在勤政殿跳舞，春藕斋门可罗雀。杨尚昆、叶子龙、汪东兴轮番写检讨，心里像压了块石头。1960年5月一次舞会间隙，杨尚昆送电报请主席批示，趁机低声道：“扩建舞场是我的责任，请主席批评。”主席看着电报，只轻轻摇头，没有接话。
几番碰壁后，他们找到周总理求助。周总理批评几人“程序意识淡薄”，随后决定出面调解。1960年9月9日，主席与外宾会见后刚在颐年堂门口换鞋，周总理把话题岔到舞会：“主席，春藕斋闲置太久也是浪费，杨尚昆、叶子龙都向我认错了。那里离您住处近，也方便。”主席停住系鞋带的手，抬头看着周总理，沉默片刻：“行吧，听恩来的，回春藕斋。”一句话，让周总理长舒一口气。
当周六的夜幕降临，春藕斋灯火再次点亮。主席踏入大厅，木地板轻微作响，舞曲仍旧是那首熟悉的《浏阳河》。他环顾四周：“设备倒是好用，不过以后类似事情，必须先汇报。”叶子龙连声应是，神情里写着后怕。
主席生气并非针对个人，而是对豪华铺张在困难时期的不满。那几年，他每天只吃两碗稀饭、一点青菜，连秘书都跟着把肉票交回公社。试想一下，在这样的节衣缩食氛围里，却突然出现一座崭新的大理石舞场，任何人都会心里别扭。
当然，叶子龙他们也有顾虑：旧地面坑洼，一旦首长跌倒责任重大。好心出发，却因流程疏忽、尺度失衡，演成“蠢事”。这段插曲，后来在中办内部被当成活教材——再小的改建，也要遵守请示制度，尤其别忽略时代背景。
1961年后，国家经济状况逐渐好转，春藕斋恢复了周末舞会的常态。而那场由舞场引发的风波，则提醒所有人：节俭不仅是品德，更是政治态度。在艰难岁月里，每一分公帑都沉甸甸，同样，每一分善意也需要更稳妥的表达。灯光下的舞步可以轻快，背后的原则却必须沉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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